浅谈藏医与西医的联系
我国中西医学结合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近年来，很多医学工作者将藏西医药相结合，在临床中工作中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藏医和西医能够相互共存，相互渗透，藏西医相结合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二者在临床工作中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为患者提供更佳效果的临床服务，同时，也为医学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坚实的新医学基础。
藏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吸收印度医学、大食医学、汉族医学而形成藏民族自己的医学体系。它具有精湛的医学理论、丰富的高原药物、独特的用药和医疗手法。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就有了医学经典名著《四部医典》，这部名著确立了藏医的医学术语、规则和系统，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构造、人体生理功能、病理诊断、用药方法、卫生保健、行医道德等。那么这个在8世纪左右形成的藏医学，究竟跟19世纪兴起的现代西方医药学是否相同？我们假定西方解剖的器官和藏医器官的功能范畴是相同的，但事实上这些藏医术语和西方解剖学器官的联系很模糊，对藏医来说更注重机体的功能作用，而西医则以相应的组织解剖结构知识为基础。如：西医认为吸气是由膈肌和肋间外肌的收缩完成，呼气是由肋间内肌和腹壁肌的收缩完成。而藏医学认为司呼吸的是“维系生命龙”。西医学的膈肌等呼吸肌跟藏医学的“维系生命龙”能划等号吗？一个是具体的物质一个是抽象的能量。西医认为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生命的核心是蛋白质以及核酸等处于不断地分解、转化与再合成的过程，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元素是碳、氢、氧与氮，这些元素组成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而从藏医较多来说：人体内主要存在3大因素；7大物质基础；3种排泄物。
这3大因素是人体活动的基础，并且该因素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能需要。龙、赤巴、培根虽各有其功能，但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协调统一地进行活动。例如，人的消化功能，先由“培根疟及”磨碎食物，继则由“赤巴觉久”将被磨碎的食物加以腐熟分解，“麦捻龙”负责“过滤”，分别清浊，使糟粕移入大肠，精微则被人体吸收。这就证明了藏医是以机体功能为主，而不能以物质结构论证，也就是说不能用西医的概念强加在藏医学上，但这不是就说藏医学和西医学完全没有联系和相同点。如：藏医胚胎学，将胚胎发育过程中分为鱼期（相当于水生脊椎动物）、龟期（相当于爬行动物）及猪期（相当于哺乳类动物）等，体现动物进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这表明藏医学早在1200多年前就发现同源器官逐渐出现了形态和功能上的变化，它跟现代西医胚胎学一样是生物进化论的重要证据之一。藏医学关于胎儿之所以能发育成熟，则是全靠母亲的营养物质通过脐带供养胎儿的结果。用比喻来说，母亲、脐带与胎儿的关系就如水塘、水渠与庄稼的关系。母亲好比水塘，脐带好比水渠，胎儿好比庄稼，水塘中的水通过水渠，滋润着庄稼，使之发育生长。此外，关于妊娠早期反应，怀孕后应当注意的事项及分娩的征兆以及遗传的论述，都与现代医学基本是一致。
西医药学具有微观性的优势，但宏观性是其的弱点。在西医治疗过程中，药物一旦进入人体，就开始对整个身体起作用，虽然也会产生局部的选择性，但是不能却不能保证病灶、病因以外的身体部位不受影响。西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精确性好的优点，但是容易造成不准确或产生不良反应。藏医药学具有宏观性的优势，而微观是其弱点，在藏医的治疗过程中，能够保证用药的整体准确性，安全有效，藏药药学对局部疾病的治疗效果没有西医明显，两者结合使用，可以相互弥补，提高临床效果，如利用藏西医联合治疗腰椎骨折，藏医独特的腰椎骨折整复手法能有效修复骨折脱位处，藏医的火灸、针刺、藏药薰浴等都可以有效的促进马尾神经再生性恢复，藏医治疗该病在脱水、抗炎、对症支持方面疗效的不足，在配合西医激素冲击、抗炎、脱水等治疗后疗效显著。
藏药与西药联系密切，无论是藏药还是西药，它们的组成结构都是化合物分子，它们的作用对象都是人体，藏药和西药在物质及生物活性上都具有同一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二者均顺应了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藏药和西药在物质基础及生物活性上大部分均是由天然产物或人工合成化合物构成，二者均有国产品种也有国外产的品种，原有的汤、散、丸、膏、浴、擦济等基础上研发的发针济品种，既可以用其做单剂，又可以做混合剂。虽然两者业务术语区别很大，但是它们均服务于现代医学技术，均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总之，藏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即不是全等的，也不是没有联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细胞病例学的局限性。由于抗原和免疫的学说，由于重视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现代医学又开始重视古代体液病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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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焱